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有人问：

  目前看到的解释，往往从字面上理解，数智化包含了数字化与智能化，是数字化的更高阶段。

  这样的理解不能说它错，但不够完整。因为中间缺了一个环节网络化。

  从十多年前起，我们从始至终提“三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渐渐认识到“三化”是相互衔接的环节，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所产生的结果、所遵循的规律都是不同的。

  数字化的本质特征是生产，所以不能用互联网思维去理解，因为互联网的本质特征是消费，互联网触动的是消费，而数字化撬动的是生产。生产和消费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规模决定消费规模，生产力决定消费力。

  数字化的成果之一是数据。文化数字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中华民族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资源，提炼转化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数据，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和源泉。

  数据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供给侧数据，从文化资源转化而来的数据，能成为文化创作生产的素材，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另一类是需求侧数据，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比如视听数据、阅读数据、票房数据、用户数据等。

  数据是数字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血液。撇开数据谈转型，恰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抛开供给侧数据谈转型，无异于“舍本求末”。放眼望去，有多少宣传文化机构“心中无数（据）”，转型“空转”；又有多少宣传文化机构只盯着平台数据、用户数据，唯独不挖“素材数据”，转型“无望”。

  宣传文化机构的优势就在于创作生产，这些年却被互联网思维“带偏”：眼中只有消费没有生产，只讲传播不谈生产，反向“扬长避短”，即扬平台之长、避生产之短。

  数字化赋能的前提是蓄能，就是把数据这个新能源，转化为能量蓄积起来。数据作为能源怎样转化为能量？要经过四个环节，即分类、编目、标注、标识。

  常听有人埋怨：文化门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统计框架将文化分为六大类，足以“拨云见日”。六大类分别是：文化和自然遗产、表演和节庆活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视听（音像）和交互媒体、设计和创意服务。来源于文化资源的数据，都可以按这六大类进行分类。

  编目和标注，对于宣传文化机构来讲都是“轻车熟路”。编目是分类的延申，标注事关数据的颗粒度。

  标识是蓄能的关键一招。所谓标识，就是为每个数据赋予唯一的关联标识符，也能够理解为“身份证”，如同身份证标识每个人的核心数据一样，关联标识符承载着每个数据的地址和元数据信息。更重要的是，以关联标识符为载体，可以构建起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这是打通“数据孤岛”的核心技术。

  一提起网络，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网络。中国的互联网，从PC端到移动端，都是消费互联网，换言之，互联网已经把消费推向了极致，从消费方式到商业模式。互联网的优势可列举千万条，但其在数据安全方面的漏洞，也是有目共睹的。数据被盗、版权侵权等现象屡禁不止，宣传文化机构深受其害已经到痛心疾首的地步。

  既然互联网这条路走不通，那就需要另辟蹊径，于是乎，另一张网络进入决策视野广电网络。

  文化数据属于国家、民族的核心信息资源，特别是文化基因数据，地位同生物基因数据一样重要，保护文化基因如同保护生命。出于数据安全、文化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就可以依托现有的广电网络设施，形成一张同互联网物理隔离的专网国家文化专网。

  这几年，国家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开发服务于宣传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基础性业务，包括数据安全、数据确权、数据加工、数据交易、数据分发、算力服务、AI服务和数据资源入表服务等。

  只要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宣传文化机构就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上述基础性服务，从而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

  如果说数字化的成果是数据，那么，网络化的成果就是要素，完整表述就是将文化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

  交易是数据转化为要素的关键之举。宣传文化领域的每个机构多多少少都有数据，有些甚至建了数据库，但数据库一般都是自建自用的，造成投入大、产出小。交易为资源与生产之间架起了桥梁，有了交易，数据就不只是自用，而是为他用，数据变现收入就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宣传文化机构就彻底摆脱了只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员。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起死回生”，在全球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AI热”，从聊天机器人到智能体，从大语言模型到世界模型，真有点“目不暇接”。

  从门外汉、旁观者的角度看，现在的AI还没有超脱“玩具”范畴，离“工具”还有非常长的路。

  人工智能在宣传文化领域落地应用，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幻觉”，即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是和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错位，甚至生成一些虚构的内容，这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一道坎。

  为推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真正成为文化高水平发展的工具，我提出了“对象化模型”概念。我经常举例“戏曲模型”。我国目前保存的地方戏曲有348种，比如以中国戏曲出版社牵头，联合相关的戏曲学校和研究机构，接入类似于DeepSeek等开源模型，利用筹集到的多模态数据，在自己的数据中心训练“戏曲模型”，全国1888家文艺院团通过蒸馏等方式，利用自己的数据来进行推理，生成剧本、剧目、唱腔、舞美、戏装等，人工智能就可以在演艺行业落地应用。

  我相信，宣传文化其他细分行业也能做出类似于“戏曲模型”的模型。果真如此，智能化将推动宣传文化事业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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